现代中医临床科学的研究
一、急病治疗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对急病的研究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1954年，石家庄地区运用温病理论和方法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了显著疗效。此后，急病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如对急腹症，冠心病、流行性出血热等治疗都获得了一定的疗效。但前景并不十分乐观，由于西医在我国迅速发展，使中医治疗急病这块阵地逐步缩小。又由于在对待中医问题上存有偏见，有失误，尤其是在“文革”期间倍受摧残，中医急病机构受到严重破坏，中医院不设急诊室，中医大夫不值急诊班，抢救急重病人中医大夫不参加。这种状态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中医只能治疗慢性病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西医在医疗上的布局不仅合理，且较完整。尤其是急救措施方面，有其优势。中药剂型、给药途径明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落伍。
1983年11月，卫生部中医司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专题讨论如何开展中医急症工作，提出了《关于加强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中医急症工作的方向和目标。随后，在1984年，全国成立了七个急症协作组，即高热(南、北方组)、中风、厥脱、血证、痛证和剂刑改革组。这是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医急病采取的重大举措。
以中风病为例，1983年全国首届中风病学术研讨会，制定了“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标准”定中风病名，别称卒中，相当于西医的急性脑血管病，并提出病类与证名联合的辨病分证诊断方案，即将中风先分为中经络和中脏腑两大病类，然后再分为九种证候。其病名诊断举例为：“中风病、中脏腑；痰热内闭心窍证”，中风病名诊断经全国30多个医疗科研单位2200多例患者的反复临床验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中药剂型及给药途径的改革是中医治疗急病的关键。传统剂型有丸、散、膏、丹、汤等。给药途径主要经口服。这些剂型及给药途径，在临床急救时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且体积、容积较大，吸收慢，使用不方便，难以收到速效，高效的效果。尤其对小儿及无法口服给药的患者难以接受。1983年以来，卫生部中医司及后来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科委加强了中药剂型改革工作的领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工艺，生产出多种新剂型，如片剂、浸膏、合剂、冲剂、气雾剂、针剂等，以及多途径的给药方式，特别是静脉给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疗程，使得原来采西药急救治疗的急病，如高热、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心律失常、急性肾功能衰竭等也能用中药治疗。
自1983年以来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和剂型改革组，共研制40多个中医急症新制剂。其中如厥脱症协作组的参附青注射液、养阴增液注射液、升压灵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系列制剂，通过了临床验证，显示了中医治疗厥脱症的优势。
199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制定了《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对中医急病诊疗评定标准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2月中医管理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会议，制定了《全国中医急症工作五年计划》及《加强全国中医急症工作的意见》。同年，扩大全国中医急症协作组，设中医急症奖励基金。修订《中医内科急症诊疗规范》(第一辑)。随后相继出版了《中医急诊医学》、《中医内科急症学》等急症专著。
199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促进中医急症工作开展，组织专家对部分已正式生产的中药制剂进行论证，筛选出15种列入首批全国中医医院急症室必备的中成药。
二、内科
(一) 肝胆病
病毒性肝炎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医中药对乙肝的治疗取得了突出成就。首先表现在对本病病机的认识，有许多学者提出湿困、阴虚矛盾论、痰瘀互阻论、阳气主导论等新概念。对其辨证治疗，则认为气滞血瘀和肝肾阴虚两证多见。治疗其较难解决的病机是湿困与阴虚的矛盾。
对治疗乙型肝炎的单方单药的研究，目前较为深入的有五味子、山豆根、大黄、丹参、三七等。在单方单药对肝炎的多向治疗研究中，有学者大胆地进行了中药脂质体工程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方面的创新性研究，把具有调整机体免疫、改善肝功能、抑制病毒复制和抗纤维化等多种作用的中药装入脂质体载入肝细胞内。这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为中药治疗肝炎开辟了新的思路。
肝硬化及肝硬化腹水
对其病因病机的研究，多从气、血、水论述。有学者认为：其病位虽有肝，但与脾肾关系十分密切。脾肾气虚才是该病的本质，往往是始则病气，继则病血，再则病水，气病则血亦病，血病亦可伤气；血病水亦病，水病则气塞不通。气血水之为病，既各有侧重，又相因为患，以气虚为本，血瘀为标，腹水乃标中之标。贝润浦贝润浦：姜春华治疗肝硬化的经验，肝硬化的病理状态是瘀血郁结，体质状态是气虚脾弱，其特点是病实体虚，虚实互间。并提倡用活血化瘀治疗肝硬化的学术观点。
自八十年代以来，临床有关肝硬化治法的报道十分丰富，但从总体看都离不开治血一法。如益气活血法、行气活血利水法、行气活血软坚法。
胆石症
从全国各地对胆石症的研究结果看，临床以气滞型多见，湿热型次之，毒热型亦可见到。
朱培庭等报道，根据中医“胆为六腑之一，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研制的胆宁片，经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等11所医院对608例气郁型慢性胆道感染、胆石病进行不同剂量及双盲、随机方法与利胆排石片对照进行前瞻性临床研究观察，胆宁片总有效率95.83%，利胆排石片有效率83.21%。
耳压疗法排石的研究，五十年代就曾有过报道。但对其作用机理尚未完全阐明。1985年南京市耳压疗法治疗胆石症协作组对耳压疗法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验研究，观察发现耳压后肝之分泌增多，胆囊内压增高，Oddi氏括约肌舒缩频繁，胆汁流量增多。朱振铎等发现耳压后患者在胃镜观察下可见胃蠕动加强，B超显示胆囊功能亦加强。成跃红等采用耳压配合中药利胆排石一号、二号方及脂纺餐综合治疗537例胆囊炎、胆石症，总有效率98.7%。
(二)脾胃病
1979年，全国消化会议将溃疡病分为肝气犯胃型、脾虚肝郁型、脾胃虚弱型和胃阴不足型。但却忽略了临床多见的挟寒、挟热、挟湿、挟瘀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第五版教材《中医内科学》和董建华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在胃脘痛的分型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但都不十分理想。
1984年，全国中医治疗急症胃痛协作组成立，随即组织全国13个省市的一批脾胃病专家，协作攻关，制定了胃脘痛的诊断、辨证标准。“标准”规定病名诊断，包括主症、病史、诱因及理化检查。并确定了胃脘痛的气滞证、虚寒证、阴虚证、火郁证、寒凝证、血瘀证和食积证的证候诊断标准。此标准于1983年至1986年，经全国20个省市的45个医疗和科研单位对3000多例胃脘痛患者的临床观察，一致认为该标准既符合临床实际，又简便易学。
萎缩性胃炎一直被认为是很棘手的病证，国内外曾有专家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胃粘膜腺体萎缩不能逆转。针对这一论点，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研究。上海张镜人等根据调气活血的治则，收治52例慢性萎缩性胃炎，随访了3-5年，结果症状有效率为88.46%，病理有效率73.08%，胃粘膜病理对照，腺体萎缩改变P(一) 肛肠病
自1956年福州市人民医院根据“异物刺激炎证反应和创道引流”的枯痔钉治疗机制，提出药物组成原则为低毒、无毒，大大减少了砒中毒的发生。1981年陈永健等提出疗效与含药种类、药量无关的异物枯痔钉(白及、牛筋线等)疗法，并进一步揭示枯痔钉作用机理为：炎性反应→血管内皮坏死、血栓形成、组织坏死、出血→炎症局限、组织开始修复再生→纤维化形成。
七十年代初，内痔的硬化萎缩和坏死脱落两种注射法也在不断改进提高。史兆歧、凌朝光、王善立等根据“酸敛涩收”的中药理论制成并成功应用于临床的“消痔灵”注射液及“四步操作法”，经临床检验疗效稳定，操作方便，并且能够有效防止复发。
中医方法治疗陈旧性肛裂的临床研究自80年代以来，普遍肯定“内括约肌潜行切开扩张法”，抓住切(内括约肌切断)、扩(扩张肛管)、清(清创)三个要点，疗效显著。唐汉钧提出“深切手术”，具有良好的远期疗效，无复发。
五十年代以来，在继承传统挂线疗法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改进。七十至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低位切开，高位挂线”法，已在国内广泛推广，因其简单易行，复发率低，可避免肛门完全性失禁而在临床上有重要价值。婴儿肛瘘的早期排脓和挂线治疗，具有疼痛轻、出血少、无尿潴留，减少感染的显著特点。八十年代中后期，治疗肛瘘又在切开挂线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采用切除缝合法以缩短疗程，适用于低位单纯肛瘘和低位复杂性肛瘘中能触到瘘道并有明显硬索而无炎症者。
(二)烧伤
1962年胡家骅等总结14例运用清热解毒、安神镇静、生津利尿中药组成的抗休克合剂治疗烧伤面积为20%－40%的烧伤患者临床经验，提出早期运用中药抗休克可减少静脉补液并减少败血症发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期，大量的临床治疗经验和机理研究报道出现。有人用外敷烧伤药膏，口服烧伤饮料，注射“复脉”(红参、附子、麦冬)，治疗休克期大面积烧伤183例，平稳度过者147例，不平稳29例，死亡7例。药理实验证实“复脉”注射液可迅速而有效地对抗MDF(心肌抑制因子)对心肌的毒性作用。
八十年代中，抗感染和败血症的有效中药筛选实验和临床治疗相结合，有学者选取62味抗炎中药组成39种合剂进行药理实验，发现其中数种疗效显著；还有人制成“地榆黄连素混合粉剂”敷创面，采用中医辨证口服给药抗感染，用生脉、参附合剂益气养阳固脱解毒毒等等，对控制败血症、减轻机体中毒症状，提高机体抗病能力均有良好效果。
九十年代以来，烧伤外敷中药制剂广泛应用于临床。“烧伤涂膜剂”由若参、紫花地丁、蜀羊泉、白头翁、冰片等制成，用于烧伤后暴露疗法，疗效显著。
(三)银屑病的治疗
七十年代针对银屑病的治疗开发出大量单方验方，多为对“病”下药，如青黛片、靛玉红、国桐叶、洋金花、紫草注射液、板兰根注射液、虎杖甙片等等。八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采用中药加长波紫外线照射治疗银屑病，常用中药有白芷、补骨脂，在着眼于临床有效方法和药物疗效的同时，中医皮科领域还开展了银屑病病理及疗效方面的实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临床所见银屑病呈上升趋势，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科以”清银解毒汤”治疗寻常型(辨证分型为血热型)银屑病108例，配合外搽酊剂，总有效率达86.67%，与口腹复方青黛丸的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四、骨伤科
(一) 骨折的治疗原则及方法
1958年以来，天津医院骨科在系统发掘总结传统骨伤科治疗经验手法的基础上，提出骨折治疗原则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据该院总结1958-1978年6万余例骨折患者治疗情况来看，这一治疗原则基本上可以避免骨折愈合慢、治疗时间长、骨质疏松、肌肉萎缩、肌腱粘连、关节僵硬、畸形愈合等现象，并可明显减少再骨折的发生。197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盂和等人研制的四肢骨折复位固定器正式运用于临床。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等单位及学者利用铬平铬酸钠标注测定活血化瘀药在骨折愈合中的作用机制，对理气药增加骨痂和血中枸橼酸含量促进骨折愈合，对中药外敷药物促进局部毛细血管增生、扩散、骨内外膜细胞增生等机制的研究，反复证实了中医骨伤科治疗原则的科学性和疗效的客观性。并且从内分泌激素与骨折愈合关系说明中医“肾主骨生髓”理论及经验的意义所在。
骨折整复手法，经尚天裕等博采众长，总结为“十大手法”：手摸心会、拔伸牵引、旋转回绕、屈伸收展、成角折顶、端挤提按、夹挤分骨、摇摆触碰、对扣捏合、按摩推拿。
(二)骨关节及软组织感染
天津医院骨科自1959年开始采用中药内服外用配合治疗感染性开放性骨折，他们研制的中药“生肌象皮膏”治疗四肢感染性开放性骨折(多为粉碎型)127例，除5例血运障碍截肢外，其余肢体得以保留，伤口平均5个月内封创，骨折平均6个月内愈合。生肌象皮膏临床疗效特点为：创面肉芽岛、皮岛生长快，外面愈合后瘢痕挛缩现象较少见。针对生肌象皮膏敷创面后出现的脓汁，南开大学生物系进行了多项生化检测及细胞学研究，认为中药外用所形成的脓汁中溶菌酶含量显著增高，因而可刺激巨噬细胞的吞噬活性，提高机体免疫水平；此外脓汁中含有大量糖类、酶类和蛋白质，对创面肉芽组织、上皮细胞的生长起到增强作用，皮岛为角质颗粒较多的新生表皮组织，构成真皮和真皮乳头；而骨岛沿骨组织的伏克曼氏管向骨皮质表面生长突出。中药外用对损伤局部血液循环有显著改善，甲皱循环显示为血管脉增多，管腔扩大。实验手段充分验证了中医骨伤科抗感染和促进骨及软组织再生的祛瘀防腐、生新活血、解毒消肿作用。天津医院自1959年起专门设立了治疗大面积软组织感染性损伤病房八十年代中期已收治2000余例患者，治愈率达95%，有效率达98%，其中感染创面最大者占全身面积40%，均采用生肌象皮膏外敷治疗。
骨关节结核是骨伤科常见病。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自1958年起研制抗骨关节结核的中草药“结核散”(含蜈蚣、全蝎、蛰虫等)，治疗患者有效率达100%，痊愈率达83%，疗程10个月。1965年他们在连续观察和研究中肯定了结核散的远期疗效并进行中药抗骨关节结核的理论探讨。
中医药治疗骨髓炎，内服以解毒泻火、养阴益气为主旨，外用药以提脓拔毒、去腐生肌为大法，几十年来，已经得到临床广泛验证和运用。
五、推拿疗法的广泛运用
五十年代后期，中医推拿疗法的临床范围已经包括内、外、妇、儿诸领域，具有确切疗效的病种已达70余种，包括头痛、感冒、胃病、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盆腔炎、痛经、脑膜炎后遗症，小儿惊风，腰椎间盘脱出、肩周炎、颈椎病等等。八十年代中，除了传统的推拿治疗骨伤关节疾病以外，推拿治疗内科疾病的临床经验总结和机理探讨有了突破性的飞跃。同时，推拿手法的改进在传统基础上有了深入发展。
六十年代的研究已经认定推拿对胃运动、促进胃液分泌、促进对蛋白质、淀粉的消化有作用。1980年，北京中医医院儿科总结发掘传统的小儿捏脊疗法，用木糖排泻泄法观察对小肠吸收功能的影响，发现捏脊能显著增加木糖排泄量，改善小儿消化功能。推拿治疗小儿腹泻疗效高、无痛苦、易为患儿及家长接受。张素芳等推拿治疗小儿腹泻400例，痊愈358例，无效8例。经采用磷32消化吸收对照实验证明，推拿后肠吸收功能比未经推拿组高出30%-40%。
六、妇产科
根据中医肾主生殖的理论，自六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一理论的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践，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对肾--天癸--冲任--子宫之间的关系做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肾--天癸--冲任--子宫是构成女性生殖轴的学术观点。
关于月经的生理，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学者提出脏腑、气血、经络的生理功能是产生月经的生理基础，而肾、天癸、冲任、子宫之间的生理调节即是产生月经的生理轴心。月经周期调节机理与阴阳、肾气、气血周期性变化有关。也有学者提出月经周期节律与朔望月盈亏变化具同步效应。
(一) 月经病
40多年来，中医对月经过多进行了广泛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研制出了以炒蒲黄、制五灵脂、夏枯草为主要成分的调经Ⅰ号，用于治疗原因不明的月经过多患者80例，临床显示：调经Ⅰ号在平均减少月经失血量30%左右(采用客观测量月经失量之方法)与抗血纤溶芳酸对照组比较，虽无明显差异，但它以其收效快、远期疗效好，且能改善食欲不振、睡眠欠佳、乏力以及经期腹痛腰酸等临床症状，并无禁忌症和无副作用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八十年代以来，根据瘀、寒致痛的机理，对痛经着眼于气滞血瘀、宫寒、血瘀、血热挟瘀、气血虚挟瘀、寒凝血瘀等型的治疗，研制出了一些临床收效快的成方，应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宫内膜异位症所致之痛经，属中医妇科凝难病症。1989年黄兆强撰文介绍朱南孙经验，认为本病形成大致有产育过多、人工流产、剖腹产史、非时行房等原因，并提出“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扶正达邪、攻补兼施”的治疗原则，自拟血竭散(血竭粉、蒲黄、莪术、三棱、玄胡索、川楝子、青皮、柴胡、生山楂)作为主方，随症加减，同时配合破血祛瘀、消积散结药物灌肠治疗，收到了满意疗效。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医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讨论和治疗更为深入。有学者提出该症的病因病机以血瘀为主，兼夹其它因素，辨证可分气滞血瘀型、血瘀症瘕型、血瘀湿热型、气虚血瘀型、阳虚血瘀型和阴虚血瘀等六型。也有学者提出该症多见于本虚标实，辨证以肾虚血瘀并见为多。故采用补肾祛瘀法，继而拟定补肾祛瘀方(仙灵脾、仙茅、熟地、山药、香附、三棱、莪术、鸡血藤、丹参)，每日一剂，配合临睡前保留灌肠(三棱、莪术、蜂房、皂角、赤芍)以及耳穴贴压，临床总有效率达96%。
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医对崩漏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度，在理论、概念、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1976年罗元恺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研究，提出了“肾虚是致病之本，其中以肾阴不足为多”。上海医学院等在研究中发现，除了肝郁气滞之外，其他各类型均围绕着肾而起，因补脾引血归经，效果不理想，改用温补肾阳，疗效即迅速提高。
关于本病证治愈标准，目前全国尚不统一，有以血止为愈；有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恢复正常为愈；有以观察治后3个月经周期，血量、持续时间均正常，症状消失为痊愈；大多数人则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恢复正常为痊愈。究竟如何统一治愈标准，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带下病
五十年代即有局部采用中药治疗宫颈炎的临床报道。
六十年代开始，中医对该病的治疗较五十年代有所提高，分型更为细腻。朱小南提出了按带色不同分别论治的观点。如黄带多系湿热所致，治宜二妙散、三补丸；赤、黑带多系郁热，治宜丹栀逍遥散；白带多系脾虚湿滞，用健脾束带为主；青带为湿热之一种，治宜清热杀虫；白崩为冲任亏损，宜峻补奇经；五色带下初中期为湿热内蕴，宜清热解毒；末期为虚证，宜补五脏固带脉。
袁博根据盆腔炎病因多属湿热、瘀毒、气滞、血瘀致脏腑功能与气血失调、冲任阻滞、因而采用清热利湿、解毒、理气、活血、软坚散结对证治疗，对急性盆腔炎以清热解毒利湿为主，慢性盆腔炎以活血化瘀理气止痛为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姚寓晨则认为，活血化瘀是治疗盆腔炎的重要环节，然而盆腔炎亚急性阶段或慢性阶段，温运药的运用尤为重要，主要有温补阳气祛瘀药和温经散寒祛瘀药。前者适用于虚寒型的盆腔炎，后者适用于寒瘀型盆腔炎。
对霉菌性阴道炎的认识，有学者提出该病证由肾虚阳亏所致，治疗以温肾壮阳、填精益气为主的观点，并自拟温肾除霉汤用于临床，收到了很好疗效。
(三)子宫脱垂
从五十年代开始即有大量临床报道。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仅在1959年就作了3000例调查，边查边治，疗效较好。
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政策的落实，加强了对妇女劳动的保护，避免重体力劳动。近20多年来，该病发病率明显下降。因此，临床研究资料相应减少。
福建省防治子宫脱垂协作组，采用雄黄、血竭、赤石脂、黄连、轻粉、红粉、朱砂、冰片、枯矾、盐酸普鲁卡因粉制成“291－3”注射液，在阴道内或阴道外局部注射，治疗子宫脱垂3462例，痊愈3458例，治愈率99.88%。并在治疗后1-8个月追踪随访，Ⅰ度复发率仅占5.2%，Ⅱ度复发率为37.2%。说明其治疗效果是肯定的。
(四)不孕症
鉴于肾与生殖的关系，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在肾主生殖理论指导下，以补肾为主，结合现代医学卵泡发育的各个阶段，创立补肾--活血化瘀--补肾--活血的调经周期性用药疗法，用于治疗卵巢功能失调的月经病、不孕症等，并在各地广泛开展，取得了很好的经验。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在总结以往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对上述人工周期各方药进行简化并与绒毛汤及扩宫送精疗法联用，按现代医学卵泡发育期(月经周期第6-11天)--卵泡成熟排卵期(月经周期第12-15天)--黄体形成期(月经周期第25-29天)，分别服用简化促卵泡汤、简化促排卵汤、简化促黄体汤、简化活血调经汤，收到了满意疗效。
中医对输卵管阻塞性不孕症的治疗，目前临床常用的方法有内服、灌肠、外敷、中药离子透入法。从建国以来大量临床报道资料看，采用中医辨证与现代医学分期治疗相结合和中药离子透入法治疗效果最佳。
(五)妊娠及产后病
五十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之一，自1958年开始，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与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的临床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使绝大多数患者避免了手术痛苦，保留了不少无子女妇女生育机能。其对少腹血瘀实证是产生宫外孕病机的认识以及所创立的活血、化瘀、消症的治疗原则，被后来临床治疗宫外孕得以证实，其所创用的宫外孕Ⅰ号方和宫外孕Ⅱ号方被作为中医妇科常用方剂，屡获良效。
关于产后发病的病因，《医宗金鉴》归纳为：伤食发热、外感发热、瘀血发热、血虚发热、产时伤力劳乏发热和蒸乳发热。而现代中医一般归纳为热毒感染、瘀滞发热、外感发热、蕴乳发热及血虚发热。
八十年代初期有学者报告，运用中药“产科消炎合剂”防治产褥感染，有效率98.6%，并发现该方具有使子宫缩复好，阵缩痛轻，便秘发生少，水肿消退快等优点。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古方或自拟方剂，治疗产后发热。姚传平根据产后发热的不同病因制定了辨治八法，如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法，养血解表法，清暑化湿法，活血化瘀法，养血益气法，健脾和胃、消食导滞法，滋阴生津、清热和胃法，疏肝清热、健脾和胃法，被临床广泛运用。
产后尿潴留产后尿潴留的中医药治疗屡见报道，且疗效佳，疗程短。随着针刺疗法的广泛应用，不少学者采用针刺治疗亦收到满意效果。胡月樵报道，以中极、归来、曲骨、配三阴交、阴陵泉，治疗产后尿潴留50例，针刺后仅在1-2小时内自解小便者44例，马小平用针刺三阴交一穴，一次成功者达86%。王考莹用指按压法(以中指按压脐耻线中点)治疗32例，全部一次获效。
除了药物和针刺治疗外，热敷疗法也被广泛应用。根据临床运用针刺、热敷治疗产后尿潴留的疗效看，中极、曲骨、三阴交、关元、阴陵泉等，确实是治疗尿潴留的理想穴位。
七、儿科
(一) 小儿科基础理论研究
40多年来，在儿科临床基础方面，进行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其中主要有关于小儿生理发育特点的研究。
对“纯阳三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儿时期，其阳气过盛；另一种则认为并非阳气之有余，意见相左。到六十年代中期，后一种意见已公开见于中医学院之教材，认为小儿正处在发育旺盛的阶段，生机未臻成熟，其生机旺盛有如树木之方萌，而所谓纯阳之说，是相对而言，实指阴阳两气中，阳气偏盛，即所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有主要特点表现为各种疾病均能化火生热，火热又可转而生风。举凡导致小儿生病之各种病因如外感六淫、内伤饮食、时全疫毒、莫不表现为热病，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文革”期间，这方面的研究陷于停顿。到了八十年代，对小儿纯阳三体又重新展开讨论，有人认为这一问题应从生理及病理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指出小儿的生理特点是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生机旺盛，发育迅速；也就是阳既未盛，且阴亦未充。其患病时之特点，是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且其变化迅速难于掌握。另一方面，由于小儿之脏气清灵，因而疾病的恢复也较快。
这对小儿病的诊断，建国以后也有新的发展。在原有诊指纹的方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舌面红点及山根色诊的方法。还有报告指出：山根部的脉纹与脾胃，肺表的病症关系密切。对一千例小儿山根脉纹的调查发现，脉纹呈水平者多，示脾胃有病，呈垂直状者则示肺经有病，而呈斜纹者，似无病态之意义。至于脉纹之颜色，青色者是惊风、虫症、感冒之急征，而黄色有多见于泄泻、积滞、呕吐、疳证等脾胃疾患，而红色则多见于肺经病证如哮喘、喘咳等。
(二)新生儿病证
以往认为新生儿黄疸是生前受母体孕时之热湿薰染或临产时受湿热之邪所侵，名曰胎黄。在药物疗法中，以中药和西药并用效果最好，其次是单纯中药，单独用西药效果差。这个结论是从24小时内血胆红素下降的水平的差异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对血型的原因所致的新生儿溶血症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可在3-4天内恢复正常，且可以使原因不明及因感染所致的高胆红毒血症痊愈之功；对由于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陷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也有疗效。
肝炎综合征是指新生儿黄疸常见肝脾肿大，肝功能异常如转氨酶升高等，这种病证被认为是感染肝炎病毒，巨细胞包涵体病毒，风疹及疱疹病毒所致，这类疾病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取得较好的中医疗效，认为中医的疗效较单纯西药的疗效要好一些，退黄时间、治愈率均较优越，肝功能的恢复也比较快。用中药治疗新生儿梗阻性黄疸，也有报告认为约一半左右的患儿竟获痊愈而避免用手术治疗，这一现象的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对新生儿特有的疾病新生儿硬肿症，七十年代有人试用中药复方丹参静脉注射及活血化瘀中药外敷，死亡率有明显下降。八十年代对本病的中医药治疗报告明显增多，有主张结合抗菌素及中药治疗者，还有用中药外敷、外浴治疗者，也取得较好效果。
(三)急性传染病
麻疹是中医儿科四大病证之一，五、六十年代，中医提出了许多预防麻诊的方法，其中有紫草根煎汤、有胎盘粉、还有用贯众粉的，经科学方法验证，认为这些方法确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中医还针对麻疹发病不同时间并发肺炎进行辨证施治，取得疗效。如肺炎发生于麻疹尚未透发之前，用麻杏石甘汤加蝉蜕，而在麻疹发作期中并发肺炎，则在麻杏石甘汤加紫草、红花、地丁等；而麻疹后肺炎则选用加味泻白散。另有选用中医透疹疗法加上解毒清热、佐以活血并芫荽子蒸汽吸入等，均受到较好疗效。
八十年代后期，由于麻疹有了现代的免疫预防方法，麻疹发病率逐步降低，进入九十年代，麻疹已基本得到控制，此病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五十年代用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饮、除瘟化毒汤等治疗白喉，其有效率很高，治愈率也都在96%以上。如有报告用养阴清肺汤治疗107例，仅一例死亡，其余均治愈。根据这一古方进行化裁而成的新方，也取得肯定的疗效，如“抗白喉合剂”，即是一例。
百日咳：百日咳在小儿诸传染病中，也是为害甚烈的一种，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对此病的研究，相对说来，比较薄弱一些，比较集中的工作多在七、八十年代。
小儿麻痹症，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人们利用中医种种不同疗法，对本病进行治疗。只有到了九十年代，开展了积极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运动，并限期消灭此症的流行，才真彻底解决了小儿麻痹症及其后遗症给小儿带来的极大危害性。
(四)哮喘与肺炎
小儿哮喘就辨证论治而言，对缓解期间补法治疗做得比较深入。如六十年代有人报告：用补肾的方法，不分肾阳虚或肾阴虚，可取得90.8%的有效率，其中之显效率为54.5%，七、八十年代则以局部注射、割治、按摩等治疗方法报告较多。据各地报告，以穴位注射、穴位敷贴、灸疗法等的疗效较好，多达90%左右(总有效率)，一般显效率均较低。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医对小儿肺炎的治疗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绝大部分是辨证论治，根据不同证进行治疗。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对小儿肺炎的临床学各地都做了一些总结。如为了便于辨证论治，对该病有两型(轻、重)、三期(初期、极期、恢复期)及十三证之分，所谓十三证即风寒闭肺、风温闭肺、痰热壅肺、肺胃热盛、肺热下陷、热入厥阴、热伤营血、热伤气阴、气衰亡阳、瘀痰阻络、肺阴亏损、余热不清、邪退正虚等。有的则只分成三大类型，即邪盛热实型、邪盛正衰型、正虚邪恋型。分型愈细致，有助于分别对证分治，提高疗效。
(五)胃肠病
小儿厌食，古代多列入疳积及脾胃病。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方面报告较少，到八十年代开始，医界始对厌食症有较集中的论述。对此证之病机，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认为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情志偏亢及饮食失节、喂养不当，均为此证之原因，尤以后两者为最常见，可达患儿总数一半以上。治疗方面，各家提出按患儿不同表现施以不同治则，包括醒脾开胃、养阴开胃、健脾开胃、清热生津；还有的提倡“运脾法”，平肝调气法；或和脾助运、养胃益阴、健脾益气等多种治法。所用方剂，有以古方化裁加减，如四君子汤、异功散、参苓白术散、启脾散、香砂六君子汤、外中益气汤、理中汤、平胃散等等，有些则多自拟方剂，或用家传秘方等等，有的还用局部理疗，如敷脐、推拿、耳压等，均取得很好的疗效。
小儿腹泻是很常见的病证，故而一般较少有专门集中报告，六、七十年代以前已有零星报导。八十年代开始，由于中医儿科事业的发展，对小儿腹泻一症也有了较集中的报告。治疗方法多式多样，有主张辨证论治的，有的外治用敷贴法的，还有用针灸及简便的推拿、捏脊等方法的。由于对病因病机的认识，把此证分为伤食、热泻、寒泻、虚泻等不同，还有认为由于小儿受惊吓而发生腹泻者。治疗也按证论治，如伤食泻治以消食导滞、脾虚用健脾益气；有湿热则清热利湿，均获较好疗效，达90%以上。外敷法以“覆脐止泻散”、白胡椒、代针丸外贴，效果均不错，减少了小儿服药之苦，但如为长期腹泻重证，则尚需配合内服药较妥。针灸治疗、推拿、捏脊、尤其是捏脊等的疗效。
(六)小儿肾炎
治疗主要采取传统的辨证论治原则，对小儿肾炎分成不同类型，并根据病证分别施治。大致分成以下几种类型：风水犯肺型，其治则为疏风清热，宣肺利水，其常用方剂的越婢加术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等加减；热毒内侵型，其治则为清热解毒、利温消肿，常用方剂为五味消毒饮加减；湿热蕴阻中焦，其治则当为清热化湿，健脾利水，常用方剂为三仁汤加减，寒湿困阻脾胃，其治则为健脾渗湿、利脾消肿，常用方剂为五苓散加五皮饮加减，还有肝肾阴虚型，治疗原则为养阴滋肾，平肝潜阳，常用杞菊地黄丸加减；脾肾阳虚型，其治疗原则为温阳利水，常用真武汤加减。
以上这些辨证论治的总结，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是对八十年代以前治疗小儿急性肾炎的阶段性总结，在中华儿科肾脏病学术交流会(1986)的基础上的总结。此后，十年内对此病的治疗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八十年代后半期，对小儿肾炎的治疗原则进行了较多的集中研究，其中重点为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这主要是基于对小儿肾炎病理病机的特殊认识，其中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理论，当两种治疗原则相结合后，治愈率及有效率均较高。
八、五官科
(一) 耳科
在八十年代早中期，对中耳炎、美尼尔氏病(眩晕)的治疗，都有较多的报告；又如对化脓性中耳炎，应用的方剂包括冰麝散、胡桃油、中耳炎散等；对渗出性中耳炎，则有消水方、耳聋通气散等。还有以辨证施治的方法处方的，一般有效率均可高达73～97%左右。
(二) 鼻科
在鼻病中，变态反应性的鼻炎是发病率较高的，据统计占鼻病中的40.5%。“文革”以前，对本病较少报告。八十年代对过敏性鼻炎的报告比较集中。大多认为本证为肺、脾、肾三脏之病态有关。治疗方面强调各辨证施治，著名耳鼻喉老中医对此有一些论述。如干祖望认为此证可分为五种类型：(1)营卫不和，风寒袭肺型，其治疗当调和营卫，温肺开窍，用桂枝汤加减；(2)清阴不升，浊阴上犯，脾失健运型，宜补气固卫，升清降浊，用补中益气汤合玉屏风散加减；(3)肺经伏热，上凌清窍型，治宜清肺脱敏汤；(4)肾阳不足，肺脾失温型，用金匮肾气丸加减；(5)冥顽不灵，诸药不效者，用截敏乌梅汤。耿鉴庭氏认为本病是人体卫外不固、感受风邪所致，因而拟方御风健脾汤。在此基础上，后来之学者又有新的补充发展，如以辨证论治而言，对上述诸证文又有所补充，又有郁热型、肾阴虚型等等，分别用活血清热、滋补肾阴方法治疗，均有较好效果。
(三)咽喉科
对近视眼的中医治疗研究始自六十年代，最早大多采取针刺方法。早期治疗系在传统穴位上进行札刺，如有报告认为针刺翳明穴，在173只眼中，其总有效率高达91.9%，几乎原有的病眼视力均有不同程度的视力改善。当时，人们还发现，从针刺此穴开始到退针之间的三十分钟的过程中，视力即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说明针刺对近视眼的疗效迅速而确切。除一般毫针针刺外，应用梅花针叩打经穴或一些特定的部位，对近视眼也有较好的效果。如早期报告称，在1533只眼中，用梅花针叩打，总有效率为82.7%。
根据中医的惯例，辨证治疗时多对病证进行分型，有人把近视眼分成五种类型：即肝肾不足、心气虚弱、脾肾阴虚、阴虚火旺和肝气郁结型。针对不同证型，所用方药也不尽相同，计有开阳泄阴法，用加减益气聪明汤；补阴壮阳法，用补阴壮阳汤；益心定志法，用加减定志丸；养血安神法，用加味补心汤；舒肝明目法，用加减舒肝明目汤；温补命门法，用加味补肾丸。
针刺疗法治疗近视眼，在治疗本病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从六十年代报告以梅花针治疗近视眼初步获效的基础上，临床工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梅花针治疗本病的疗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在一份报告治疗2284只近视眼中，其总有效率高达99%，尤其对高度近视，视力在0.1以下者，显效率也高达74.7%，如果改用电梅花针治疗，其效果较于操作法更好。如有报告提到，用电梅花针刺激睛明、阴位穴，治疗272只眼，一个疗程为10天，其总有效率为60%。如果增加疗程的次数，则其疗效可增高至80%。问题是远期疗效还不理想，多有复发现象。
耳针疗法治疗近视眼的报告多集中在八十年代。与其他两种针刺方法相比，耳针的优势是比较简单，可数日一诊，患者较乐于接受，故文革后以前有所发展。其常用穴位较多，包括肝、肾、目1、目2、心、神门、交感、皮质下、内分泌、明亮、新眼、后眼、视、枕、神志、利眼1、太阳等，其中有些是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发现的新穴。耳针还常结合电刺激及埋针法，其中埋针和常用刺激贴压法，用于贴压的中药为各种植物种子如王不留行子，白芥子、急性子、菜子、绿豆，甚至有用小药丸的。统计表明，所报告的近五千例患者中，疗程由12天至半年，其疗效达到67.2～100%的总有效率，治愈率为10～30%之间。但耳针仍存在远期疗效不明确的缺点。
手术治疗白内障是中医现代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五十年代末，已有一些眼科学家对古代这一传统技术加以继承，并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加以发展。六十年代初，已有不少这方面的报告，虽然用金针拨障术确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种种原因，术后并发症发病率比较高，其中以青光眼为多见。
至六十年代中期，针对术后青光眼的并发症，已有报告提出，采用在手术过程中划破玻璃体前界膜和术毕散瞳等措施，有效地防止了因玻璃体疝等与虹膜反应性炎症所致之粘连导致青光眼，取得较满意的效果，在254眼中，视力矫正到0.6以上者达80.62%，远期矫正视力达93.10%。由于这种针拨白内障的手术尚存留晶状体留在体内引起远期青光眼的后遗症，原研究者又改造了技术，把晶状体粉碎后取出，解决了这一问题。至七十年代末，这种针拨套出术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1152眼中，视力矫正在0.6以上者，术后二周达33.15%，术后一年为58.15%，术后1～9年高达66.53%，其术后合并症发生率较其他方法如超声震荡粉碎吸出术、冷冻摘出术等为优。根据白内障的不同质地，直针拨套出术的基础上，又有针拨挟出术、针拨啄出术。对不同原因所致的白内障，除老年性者以外，尚有外伤性、先天性和并发性白内障，据报告也都取得较好疗效。
九、肿瘤科
1949年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医治疗肿瘤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五十年代，尚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曾有个别人报告中医可以治疗肿瘤，如在1959年全国肿学术会议上，有人提出所谓“神农丸”可治疗如食道癌等恶性肿瘤的报告，但这仅仅是零散的临床验案，缺少系统整理，但却可以认为是现代医学史上利用中药治疗肿瘤的先声。
六十年代，在“文化革”命前，药学界掀起了从中药中筛选具有抑制肿瘤生产的药物，同时也有人研究用中药复方进行治疗。
七十年代，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事业开始步上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道路。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我国科学的春天，中医药治疗肿瘤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也开始走上轨道。1978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中医、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学术协作会议，掀起了全国协作性的中医治疗肿瘤研究，迎来了八十年代这方面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其表现为对肿瘤的治疗原则进行研究以探明其治疗机理，并进而扩大其治疗适应证。还从中医学的角度对肿瘤的病因学、发病学、诊断学等进行探讨。中医学结合化疗、放疗对肿瘤的研究也大大促进肿瘤治疗学的进步。在这一段时期，不仅有全国性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召开，还陆续出版了不少中医肿瘤学方面的综合性专著如郁仁存《中医肿瘤学》、钱伯文《肿瘤的辨证论话》、李岩的《肺瘤临证备要》等等，还有中医治肿瘤治则研究专著出版，如潘明继《癌的扶正培本治疗》等，充分表明中医肿瘤研究已发展到一定的深度。
(一) 肺癌
上海中医学院曾用中医药的治疗作用与化疗的作用进行随机分组对比治疗，结果中医药治疗组(共30例为鳞癌，31例为腺癌)的一年生存率，鳞癌达66.7%，腺癌为53.8%；中位生存期分别为465和323天；用化疗方法治疗共30例鳞癌，31例腺癌，其一年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期分别为33.3%、23.8%和204、192天，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0.05。
七、八十年代以来治疗肺癌的新趋势显示用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认为这种疗法比单纯中医药或单纯西医药的疗效都要优越得多，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经过七年的资料积累，共研究了392例Ⅲ、Ⅳ期肺癌的治疗，其方法即同西医化疗与中医药相结合，其两年生存率达46.2%，三年生存率达10.5%，五年生存率达2.1%，其中优生存期为9个月，平均生存期为14.1个月，而早于此报告的310例原发性肺癌用中医药治疗的结果，一年生存期43.2%、二年生存期为11.29%，三年生存率5.16%。四年生存率为1.61%，五年生存率为0.64%，其中位生存期为11.2个月，平均生存期为12.6个月。
除临状研究之外，八十年代以来，对肺癌的证型与症状体征等的表现有关系，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其中如不同证型的舌象、不同证型的疗效与预后都有密切关系，这些研究都是通过病理学、生物化学及其他实验手段进行研究，并得到验证的。
(二)消化道癌
在七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曾报导有6例患者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接受手术治疗，均为晚期胃癌，他们对这几例患者进行带癌治疗，所用的治疗原则包括理气、活血、化瘀、消食、清热、解毒等，结果这6例晚期胃癌均出现带癌存活达七年以上。不久，又有报告提出：用中医中药辨证分型治疗，因不同原因不能做手术切除的胃癌共68例，他们对病人辨证后分为痰气凝滞、瘀毒内阻和脾胃虚寒这三种证型，然后对证治疗。结果显示：存活一年以上者共32例，占55.1%，存活2年以上者16例，占27.5%。
八十年代以后，与手术配合者，大多是以中医药调理，术后增强体力及抵抗力，争取早日手术，术后则提高免设，延长寿命。一个有代表性的报告表明，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在应用“扶正冲剂”(健脾益肾方)与化疗合并治疗术后晚期胃癌方面，证明此方能提高化疗完成率，减轻化疗对骨髓的抑制及免疫抑制反应，同时也能减轻胃肠道的反应；提高机体机能状况及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八十年代后期还有报告对胃癌患者的舌象进行观察对比研究，认为此类型患者之有青紫舌者占54%(101/186例)，淡白舌者仅为26.3%(49/101例)。这些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胃癌不仅从治疗的角度做了不少工作，也逐步由治疗走向预防。
食管癌，五十年代曾有报告用验方治疗，取得疗效。但这类报告尚缺少科学的验证和研究，缺乏说服力。六、七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初期，虽也有一些零星的报告，也都比较粗放，个别病案或病例太少，不能说明问题，但少数病例在中医的探索治疗过程中，却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如上海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在1970年以前就曾治疗这两例病人，均为晚期食管癌，其中一例存活6个年头零1个月，另一例存活三个年头。
八十年代初，多数报告均认为，单独中医、或单独西医(如放疗、化疗)，均不如中西医结合的效果理想。如有报告把100例中晚期食管癌分成三组，其中单纯放疗50例，放疗加中药治疗28例，放疗加化疗22例。其结果显示，尽管三组的近期疗效并无明显的差别，但如以三年存活率进行比较，则其效果就有差异了。如以三年存活率计，单纯放疗组为10%(5/50)，中药加放疗组则为35.7%(10/28)；如以五年存活率进行比较，前者为2.9%(1/50)，而后者达21.4%(6/28)，充分说明结合组的效果较理想。
(三)肝癌
六、七十年代对肝癌的治疗，也多采用化疗和中医药治疗的方法。据一份报告表明，在1045例肝癌患者中，六十年代的一组，其治疗采用放疗化疗，用中医药者较少，但七十年代的一组，一则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明显增多，而放、化疗与对症治疗者明显减少，表明中医药的重要性在肝癌治疗中的地位在上升。
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性也在提高，这是由于它的疗效比较理想。这里的中西医结合，主要是指用中医药配合放疗或化疗。如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从1966-1975年十年间治疗的668例为接受中西结合疗法，另以同期的病例308仅接受支持，疗法或对症疗法做对照。Ⅱ期肝癌患者，其1年存活率在中医药组为36.5%，5年存活率为12.5%，Ⅲ期患者的一半存活率为6.3%，都比对照组为好。如果以中医治则划分，该研究认为以健脾理气为理想。
还有对八十年代在肝癌中医药治疗方面的进展进行报道，认为八十年代的治疗效果也有进展，如全国21个单位统计，用中医药治疗，一年生存率1973为5.4%；而到1981年已提高到10～20%。
(四)妇科肿瘤
以最常见的子宫颈癌为例，在八十年代以后，各地报告这方面材料较多，且效果多较理想。
治疗方法大多用外治法，即局部以中药治疗。所用中药处方有多种不同，多为腐蚀剂。其中较为常用的为“三品”饼盛杆。此处方出自明代《外科正宗》，由明矾、白砒、雄黄、没药配制而成。江西省妇女保健院因此法在1972～1984年期间共治疗早期宫颈癌220例，其中原位癌共156例。鳞癌64例。均获近期治愈，经严密随访，未见有复发者，其中的155例随访达5～10年，均获五年以上治愈率。
北京方面的报告用“催脱钉”局部治疗，效果也不错。此药由山慈菇、枯矾、砒霜、麝香组成。一组报告(北京妇产医院)治疗44例，近期疗效达71.7%；另一组报告(广安门医院)治疗11例，其中3例属中期病例，都获临床治愈，随访1～5年，无一例复发者。
中医药治疗宫颈癌，还应用于经放射治疗导致为直肠炎，这种后遗症在临证中颇为常见，病人痛苦。中医药治疗采用辨证论治方法，分成肝热下迫、温热下注、脾虚泄泻等不同类型予以施治，有报告其疗效达99%。
(五)乳腺癌和鼻咽癌
乳腺癌的发病率在女性仅次于宫颈癌，一般不主张用中医单独治疗，而多认为手术后化疗加上中医药，可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如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因此法治疗134例用“人工牛黄散”再加上辨证汤剂治疗，其五年生存率达88.8%，其中Ⅰ期患者可高达95.3%。中医辨证常分成肝郁气型、热毒蕴结型及肝肾阴虚型三种，分别治疗，可取得较理想效果。
鼻咽癌在五、六十年代，曾有报告单纯试用中医药治疗，虽然在一程度上缓解症状，但最终效果都不理想。十年动乱时期，这方面的工作很少有进展的报告。进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医药的治疗转入与放疗相配合的阶段，如1978年在湖南邯州召开了全国鼻咽癌会议，就将鼻咽癌的中医药治疗分成放疗前和放疗后两部分，放疗前分三型，分别以清热润肺、清痰散结、疏肝泻火、软坚散结、及清热解毒、平肝凉血为治则，以提高患者接受放疗的及对放疗的耐受性；而放疗后的中医药治疗则分别辨证，以滋阴生津、清热泻火、益气养阴、扶正培本、及调理脾胃的治则。到八十年代末，鼻咽癌的五年生存率，单纯放疗为30-40%，如分段进行化疗，这一数字可提高到49%，而配合中医药治疗，并能长期坚持者，可高达58-68%；已较八十年代初有所提高。九十年代，这一中西医结合的疗效，还将进一步有所提高。
十、气功和养生
(一) 气功功法的研究
气功这一名词，据考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此前并无此名。据说此名与河北省的刘贵珍有关。他曾通过练内养功的方法，治好了自己的胃溃疡病，受到河北省及唐山市有关方面重视，并推广这一方法以治疗各种慢性疾病。这一情况也逐渐有关卫生部门的注意，当1955年12月卫生部创建中国中医研究院时，对刘贵珍推广这一治疗方法进行了表彰。次年，刘贵珍就在我国第一所气功疗养院，北戴河气功疗养院任院长。气功这一名词就此传播开来，，并成为一个正式的名词推广应用。
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气功传播的初期，主要在临床中应用，大多用于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十年“文革”可以说是气功遭难磨劫的停滞阶段，由于这一学科的特殊性，加上社会上有少数人混水摸鱼，使气功的声誉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一学科在“文革”中被归入“四旧”的范畴，真正的气功科学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发展处在低潮。
“文革”结束以后，各地的气功研究所、室纷纷恢复重建，也有一些新建的部门，气功科学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上半期，气功科学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认为气功练功师能发放外气，并以之治病的观点。如1979年，《自然杂志》首先刊登文章，提出外气的物质基础是“微粒流”、“红外辐射”，是一种电磁波，低频磁倍号等，认为这就是外气的科学依据。此后，这种研究逐渐普遍起来。全国各地有不少科研工作者不仅对传统气功治病进行研究，还对外气的科学根据作了不少实验研究，1988年在我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医学气功学术讨论会议”。国内气功，流派林立，仅北京就有多种气功学术团体成立，全国更难计其数，气功单位截止89年至少已有80个，有代表性的气功刊物至少也有8种。
在八十年代末期在国内一些影响较大的传媒都刊登某些大学、研究机构或著名人物，均进入末认为外气具有物质基础的争鸣园地，与此相对立的是有些研究者反对气功有所谓外气的存在，并把这种外气为“伪气功”，认为所谓“外气”治病，纯属心理暗示。这就形成了气功学界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直到目前，其争论仍在继续。
八十年代以来，与对气功外气是否存在的争论相陪伴而出现的种种现象，如耳朵认字、特异功能、远距离发气可改变物质分子结构或治病、以及大规模万人以上的带功治病等等，在社会上也有一段颇为盛行，其中也不免夹杂一些社会渣滓，借“气功治病”混水摸鱼，暴敛钱财的江湖骗子。九曲黄河，泥沙俱下，使得对气功学术争鸣的潮流平添几分复杂性。这就是八、九十年代我国气功学的现状。
(二)气功的临床应用
最初，气功主要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胃下垂、高血压病、冠心病等，还有用于肺结核、支气管哮喘和青少年近视眼的。对某些慢性疾患还曾获得较理想的效果。对消化性溃疡，开始时，一般以症状及X射线钡餐检查评定疗效，有的报告提到龛影消失、症状改善，临床有效率达98.3%，龛影消失率82%，临床治愈率为77.4%，无效者仅1.7%。对于胃下垂，也曾有报告在五年间观察252例用气功治疗，发现患者治疗后的胃张力普遍好转。胃的位置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平均上升6.35cm，个别病例完全复原。对高血压病患者，多数研究系以气功做为综合治疗中的一种疗法，发现对血压具有降低及稳定作用并能巩固疗效。对照研究表明，凡进行气功锻炼治疗者比不接受气功组的患者，在随访四年的观察中，气功组疗效保持在86.6%~95.6%之间，而对照组逐年下降，仅有70.7~76.7%患者有效。气功锻炼还具有预防脑卒中的作用。如有报告对294例原发性高血压从六十年代以气功开始治疗，随访达15~22年之后发现，气功组总的死亡率(由于脑卒中)为19.3%，而未进行气功锻炼对照组则为41.7%。气功锻炼具有明显的预防脑卒中的作用。
气功对冠心病治疗的研究，也是起于六十年代，认为气功锻炼有助于减少冠心病患者心绞痛的发作。对肺结核患者，练功也可使结核病灶减轻，进步率可达到58%。
以上是文革前应用气功对一些常见临床慢性病治疗的情况。十年内乱中，对气功的研究基本上陷于停顿，更有把气功作为落后守旧的对象批判者。
改革开放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气功组织不断成立，甚至遍及国外及港台地区；气功刊物遍地开花，治疗机构和研究单位不断增加。影响较大的气功机构如上海气功疗养院、北戴河气功疗养院、杭州钱江气功医院、北京中医学院气功研究所，各中医学院多设有气功室，研究机构也多设有气功研究室(科)，刊物较有影响的也不少，如《气功》、《中华气功》、《中国气功》、《东方气功》、《气功与科学》……多达数十种。气功治疗各种疾病，在临床各科也继续深入发展。有人对气功在乙型慢性肝炎患者HBsAg阳性者，练功2-8个月，十例中八例阴转，说明气功治疗这方面正在深入；其他如呼吸系统疾病、青光眼、近视眼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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